一九六五年我上高三。那时的大学已经很难考，除了看成绩，家庭成分是录取的重要标准，“红五类”子女士优先。班里56个同学，出身好的只有五六人。考不进大学找工作也难。最无奈的只好闲在家里吃老米饭，做社会青年。我是长女，弟妹一大群，家里正指望着老大早日出道，分挑经济重担呢。我只有发奋读书考进大学，才有出路。
天有不测之风云，寒假里我得了结核病，医生说要休学。马上就要高考，关键时刻折戟沉沙，我沮丧极了。父亲去学校替我办休学手续，母亲后来告诉我说，你爸夜里落泪呢。吃药、打针，一个月下来，病好些了。牵挂着课堂，我不甘心休养，就重拾课本自修起来。
那年月贯彻“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方针，即使到了高三下，每周学生也要去工厂义务劳动半天。早上同学们去四川北路底的一家皮件厂，返校途中经过我家弄堂，大家常来看我。每次我都早早地等着，听同学们来了讲班级的趣闻、讲学习中的问题。他们走后，自己就赶紧补课。我用积攒下的一块三毛零用钱买了《古代散文选》上册，有看不懂的地方，便在书里嵌上小条。一天，同学们又来了，看见我顺手搁在桌上的书及小条，就关心地劝：“不能用功啊，当心身体。”没两天，我收到一封信，是位刚入团的同学寄来的，她姓招。“你虽病休在家，但一定要关心国家大事。要胸怀全球，放眼世界，不能将自己埋入古书堆，走白专的道路。”这是班上有同学在议论自己了，我觉得冤枉，也感到不安。彼时“文化大”的“号角”已经吹响，我不甘、也不敢做个落后分子啊。于是收起“封资修”的东西，每天听广播，到弄堂口邮局的报栏看报，我不能做《青春之歌》里的余永泽。
毕业即临，高考消息却杳无音信，而的风暴越刮越烈。五月末传这样的消息：北京四中的高三学生向党中央倡议：取消高考，因为大学是培养修正主义的温床。我的脑子顿时一片空白……从小学生时就做起的大学梦，从此破灭。
高考恢复时我已调到中学教书。学，然后知困；教、然后知不足，工作的实践让我深知自己才疏学浅，必须要再学习。当时报考大学要组织批准、党支部开介绍信才行。我真是顾虑重重：毕竟功课荒废了十几年，万一落第岂不贻笑大方？但是，为了学生，也为了圆大学梦，我要进考场。幸福的那天终于让我盼到了，听到我考上上海师范学院中文系时，父亲他连连说了几个“好”。
大学的同窗多为老三届高中生。开学不久，班长陈非把白底红字校徽发给大家，别好徽章的男生就自嘲开了：我们该是挂红底白字校徽的年龄啦！众人全笑，笑里有酸涩，有甘甜；有惶恐，更有期盼。晨钟暮鼓，寒窗苦读，所有的任课先生都说我们这一届的学生是最好的。毕业的那天聚会，捧着鲜红的毕业“派司”，同学们唱起了《友谊地久天长》。好几个女同学落泪了，我的眼眶也是湿的。
为了迟上的大学，为了过去的好时光，也为了从事夸美纽斯称赞的“太阳底下最光辉的事业”，我们这一代人无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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