凌晨还在床上，就听到雪粒在窗外沙沙沙敲打屋瓦的声响，一时竟有几分兴奋，以至很长时间我都无法入睡。清早爬起来推窗一看，灰蒙蒙的天正纷纷扬扬地飘着雪花，路上、树上、屋顶上、对河山头上，都成了白茫茫的一片。由于温差的原因，资水烟雾袅袅，热气腾腾，一缕一缕，弥漫在宽阔的河面，天地间顿时有了种温暖的感觉。
不知为什么，这些年，要在我们南方痛痛快快下一场雪，好像是一件挺奢侈的事，山舞银蛇，原驰蜡象的雪景是越来越少见了。除了2008年初那场雪来得猝不及防，简直让人无法忍受外，其余年份，飞雪好像就成了天使一般，我们总难见到她们洁美的容颜。
小时候，冬天下雪是很平常的事，它们总是随着节气的到来如期而至，不下雪的年份是极少的。每逢下雪的日子，我们就欢呼雀跃，堆雪人，打雪仗，在雪中奔跑，好像下雪了世界就是我们的。一张张红扑扑的脸蛋，一双双冻得通红的手掌，映射出天真烂漫，也折射出天地的纯洁与温情。下雪了，到第二天往往就会结冰，长长的冰凌悬挂在高高的屋檐下、裸露的山泉边，悬挂在每一处平时有水流动的地方，晶莹剔透，美丽如火。记得读小学二年级时的一天午休，我去离村校不远的一个田塍摆弄冰凌，巨大的冰凌被我捏在手里，一个接一个像舞枪弄棒似地肆意玩耍着。哪知，冰凌也有厉害的一面，我的手很快就冻成了红萝卜，开始变得麻木而不听使唤。回到教室，我连忙把手伸进自己从家里带来的烘箱里烤火，结果一会儿后，手又痒又痛，真是难受极了，但又无法说出那是一种什么样的滋味。最后实在受不了，竟一个人偷偷躲进课桌下，哭泣起来，哭得好伤心、好伤心，却不敢发出任何声音，只暗暗流泪不止。从那以后，我再也不敢擅自玩冰了。但与伙伴们在雪中欢快，却持续了我的整个童年。
少年记忆中最难忘的是1983年农历冬天的那场雪。那年秋天，我开始读高中。学校地处资水河畔，是在清代两江总督陶澍的官邸上建立起来的，位于我们家下游约二十公里的地方。这个学期结束放假的那天早晨，天突降下了一场鹅毛般的大雪，很厚、很厚的，将整个大地都覆盖了，就连去码头的道路都分不清在哪里。大家只得根据平时的感觉估摸着前进，我看见很多穿高跟鞋的女同学简直就是连滚带爬走完校门外断断续续的下坡石级的。好在有暴雪作铺垫，并没有伤着什么人。开往县城的客船平时都停靠在对河小镇上，因为集中放假，为了减少过渡时的拥挤和危险，学校领导便出面请航运公司的驾驶员把客船开过来，并安排驾驶员在学校教师食堂就餐，同学们先上船等候。可没想到，等到驾驶员用完早餐，资水就猛退了，客船被搁浅在岸边无法动弹。同学们只得全部下船，但任凭驾驶员和水手怎样卖力，都无济于事。没办法，大家只能在皑皑白雪中步行回家了。那时社会上已兴起了个体小船，但为数还不是很多，也不是很安全，所以有的人乘坐小船回家，更多的人却是选择步行。我姨娘的家也在资水边，离我们学校大概十来里的样子，我步行到她家后当天就没继续赶路了，而是在第二天才回的。
这场雪给我的印象十分深刻。以后，雪也零星下过，但规模小多了，特别是从上世纪九十年代后更是变得越来越稀罕了，直到2008年初才出现了个例外。
2008年春节前后的南方那场雪，来得实在太猛烈了，持续时间也特别长，道路结冰，汽车在高速公路上开不动了，排成了一条条长龙。城市居民龙头里的水都放不出来，日常生活受到严重影响。由于多年都没有下过这么大的雪，政府和有关部门准备明显不足，又时近年关，大量农民工从城里返乡，都滞留途中。严峻的局面牵动了中央领导的心，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先后两次来湖南指导抗冻救灾，并在长沙火车站深入人山人海的旅客中做工作，给寒冷的冬天带来了一股力量，也一下子平静了大伙们多少有些躁动的心。那一年初，南方多省都掀起了抗冻救灾的热潮，干部职工纷纷捐款捐物，为受灾群众送去温暖。我们除捐款外，还上街破冰扫雪，最原始的办法派上了用场。我的好友唐祁安先生与一位年轻的县领导联袂作了一首题为《我们在一起》的歌曲，其抒发的壮志豪情、表达的民本精神和优美动听的旋律，极大地激励、振奋了当时干部群众的心灵，一时在社会上传唱不止，还流行到了吉林等一些北方省份。
有分析家说，现在少雪是因为环境遭到了破坏，我们的工厂排放的二氧化碳太多了，地球过热，没有了雪的生成条件。如果是这样，我真希望政府放弃一些GDP，让地球少一些污染，多一些天然，让阴阳调和，天山共色，让雪花这个自然界的精灵在季节来临的时候翩然飞舞，尽情展露它洁雅的风姿。
俗话说，瑞雪兆丰年。下雪了，这是一个很好的信号，我们有理由期盼来年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心里也渴望这句老话年年都变成现实，该来的，都应该来，来了就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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