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仁”、“义”从行动事实来看像是两个广义并且抽象的概念，但“义”较于“仁”来说却又是相对狭义的概念。这本身并不矛盾，它们之间不仅具有“仁”对“义”的追源解释。“义”的观念是形式的观念，“仁”则是对这种观念的具体申发和阐明，这也揭示了人在日常生活中所遵循的行为规范所依据的道德准则。通俗地说，“仁”成为为什么要“义”的原因，深入到人性美的范畴。而这里我提到“忠”、“恕”，作为“仁”、“义”的一个基本部分，为什么要专门提到它，因为它是能够浅显地由自然人性过渡到人际关系准则的一个具体体现。“己之所欲，亦施于人”是推己及人的肯定方面，意在推及仁爱，折射出“播撒与分享”的现代责任感；“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作为推己及人的否定方面，更强调尊重他人的独立人格——忠恕之道的核心在于将心比心地对待他人，这就对我们的个人素质和人格修养提出高标准、严要求，刚好契合了“仁”、“义”对己、对人，于内、于外自我教养并广泛应世的思想内核。总的来说，孔子是老子之后用更和善贴近的目光着眼于现实伦理提出广为人接受的道德条目的最伟大的思想家。
我一直将“知天命”视作孔子最高智慧的体现，也是孔子在略显狭隘特色的民族观念中触及到的最深刻的哲学层次。虽然被带上了强烈的政治色彩，它还是体现出了一种超脱凡俗的坦然。在经过长久的学习和一系列绘声绘色的人生体验之后，经过他“四十而不惑”之后，他终于到了这个最恰当、最刚刚好的年龄，与人的发展规律相吻合，明白了自己的人生使命。他把宇宙外在视作不可逆的条件和因素，不计成败地，做他知道应该做的事情——他在“能够做什么”和“应该做什么”之间找到了一种哲学和诗学的平衡——即使“我”所推崇的大道无法实现，但“我”仍为自己的精神欢呼，为事物的内在价值欢呼，为“我”无法见到的民族光明前途欢呼。从这个角度来说，只要精神的堡垒不垮塌，追求的信仰不歇止，孔子就永远不会失败。也正在这时，孔子才算真正意义上地完成了从“知者”到“仁者”的转变。
仅凭一个人，一个时代，创造出中华文化的灵魂所在，这在中国历史上是空前绝后的。我多么希望自己能踮踮脚，触到云端上那个白发老人的平静目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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