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如陆机《文赋》所说：“石韫玉而山晖，水怀珠而川媚。”文学作品中那些生动凝炼、饱含哲理的警句，就象山中的美玉、水中的珍珠，令全篇为之生辉。因此，我国古代作家都十分重视警句的锤炼。杜甫自称：“为人性僻耽佳句，语不惊人死不休”。他的诗中，确实有不少意味隽永的警句。象写景的“细雨鱼儿出，微风燕子斜”；写情的“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写社会现实的“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等等。堪称出语惊人，响绝千古。但这些警句的妙处全在于细腻入微地表达了人情事理，它们是生活图景的浓缩，是人生哲理的凝聚。如果脱离对生活的真实感受而孤立地去搜章觅句，那就势必走上形式主义的歧途。那位因“推敲”典故而出名的的唐朝诗人贾岛，曾为一句“独行潭底影”寻找下联，费了三年心思，最终想出“数息树边身”为对，因此自叹：“二句三年得，一吟双泪流”。其实在我们看来，他的这两句诗也并未见得出色。原因就在于，真正好的警句应是诗文思想内容的自然升华，应是诗文意境的有机组成部分，没有根干枝叶的花朵是没有生命的。
警句都具有震撼人心的艺术力量，但这种艺术力量的产生，却并非一定要壮言慷慨、丽辞盈篇。“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劝君更进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这些朴实无华、平白如话的诗句，之所以能感荡人心、千载流传，就在于它们准确传神地表达了作者在特定环境中的特定感受，因而能在读者心中唤起一种意境、一种共鸣。宋人张戒《岁寒堂诗话》说：“‘萧萧马鸣，悠悠旆旌’。以‘萧萧’、‘悠悠’字，而出师整暇之情状，宛在目前；此语非惟创始之为难，乃中的之为工也。”又说：“荆轲云：‘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自常人观之，语既不多，又无新巧，然而此二语遂能写出天地愁惨之状，极壮士赴死如归之情，此亦所谓中的也。古诗：‘白杨多悲风，萧萧愁杀人’。‘萧萧’两字，处处可用，然惟坟墓之间，白杨悲风，尤为至切，所以为奇。”张戒在这里举了古诗文中三处用“萧萧”的例子，处处贴切，绝无陈词滥调之感，其原因就在于情之所至，不得不如此说。用张戒的话来说，就是“中的”、“至切”。语言合其情、切其状，即为佳句。
钟嵘《诗品》说得好：“观古今胜语，多非补假，皆由直寻。”好的警句往往是情景交融、有触而发的产物，决非雕章琢句者搜索枯肠所能得到。古人解释不了这种奥秘，便把警句的获得说成是有鬼神相助。清人孙涛《全唐诗话续编》记载，唐“大历十才子”之一钱起夜宿馆驿，听窗外有人吟诵“曲终人不见，江上数峰青”。十年后，他去应试，考官出的题目是《湘灵鼓瑟诗》。写了大半，结尾一句久久想不出，猛然想起当年听到的那句诗，便填了上去，结果一举成名。这固然是无稽之谈，但它也说明，警句是灵感激发的成果，绝不是字斟句酌、勉强凑成的。
中国古代诗文理论历来重视艺术创作的自然天成。刘勰《文心雕龙》要求篇章中的秀句做到“自然会妙，譬卉木之耀英华。”诗文中的警句应该象草木上盛开的花朵，与植株浑然一体，自然秀美。而要做到这一点，作家就必须加强主观的思想和艺术修养，在深入生活、体察生活的基础上，做到对生活现象准确的描摹和精湛的评价。只有这样，铮铮作响的警句才会应运而生、不思而至。陆游在给其儿子的诗中说：“汝果欲学诗，工夫在诗外。”这话可谓充满了艺术创造的辨证法。当然，只有生活素材而无艺术修养也是不行的。杜甫说他“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说他“别裁伪体亲风雅”，说他“晚来渐于音律细”，正因为他刻苦地、多方面地学习前人文学遗产，注重艺术技巧的锻炼，他才能写出堪称一代诗史的不朽诗篇。深入生活与学习前人、锻炼技巧，都是艺术创造不可或缺的因素，警句的创造当然也不例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