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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正在往回家的路上爬，那山路并不累，因为我正在想，我该怎样向家里开口。家里实在是没钱啊，四五里的山路竟是那么短，一会就到了。回到家我开口了，哭着开口了，但父亲说自己给老师说过了。怎们可能催的这么快，让我再给老师说一下，老师会听的。我哭得更大声了。
其实好多家长都给老师说过了，但老师照样催。我不是非洲的，我就是上个世纪甘肃乡村的八零后小学生。我相信九零后或者城市的孩子读到这些文字会震惊。甚至不相信，但这却着是我生活的一个方面。
其实，那时的一切费用只有21元，但那21元还要投入到那十年九旱的地里去。其实老师也无奈，他们没办法听家长学生的苦。最后父亲打了我一顿，把我打回了学校。最致命的是这样的情景不止一次的发生。
如果说这一切都过去了是历史了，我可以忍受。但我进入大学后我几乎绝望了，凡是外县补习的学生没后路不贷款。我自己的花销自己挣但却远远不够。女班长继班主任之后来催了，她以宣战的预期向我下了最后通牒。我知道，我在她眼里是个异类，拖了全班社会主义后腿，其实这并不怪她，因为她是地税副局长的女儿。但我要何当局决裂，国家已成为既得利益的工具。
女同学得知我的困境后，让我看一下《山羊不吃天堂的草》，可是我想说人家给过我们草吗？农村低保问题那么多，怎们没人管？有学生得病欠债自杀，怎么没人？政府当局一点责任都没有吗？
古人说，我不杀伯仁，伯仁却因我而死。
这样的当局不要也罢，我将自绝于当局，自绝于天下，让天下的羊，不光要吃上草，还要吃上天堂的草。
没人管，我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