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书去世后，我找出大量笔记，经反复整理，分出三类。
第一类是外文笔记(外文包括英、法、德、意、西班牙、拉丁文)。
除了极小部分是钟书用两个指头在打字机上打的，其余全是手抄。笔记上还记有书目和重要的版本以及原文的页数。他读书也不忽略学术刊物。凡是著名作家有关文学、哲学、政治的重要论文，他读后都做笔记，并记下刊物出版的年、月、日。
钟书自从摆脱了读学位的羁束，就肆意读书。英国文学，在他已有些基础。他又循序攻读法国文学，从十五世纪到十九世纪而二十世纪；也同样攻读德国文学、意大利文学的历代重要作品，一部一部细读，并勤勤谨谨地做笔记。这样，他又为自己打下了法、德、意大利的文学基础。以后，他就随遇而读。
他的笔记，常前后互相引证参考，所以这些笔记本很难编排。而且我又不懂德文、意大利文和拉丁文。恰逢翻译《围城》的德国汉学家莫宜佳博士(Professor Dr.Monika Motsch)来北京，我就请她帮我编排。她看到目录和片断内容，“馋”得下一年暑假借机会又到北京来，帮我编排了全部外文笔记。笔记本共一百七十八册，还有打字稿若干页，全部外文笔记共三万四千多页。
钟书在国内外大学攻读外国文学，在大学教书也教外国文学，“院系调整”后，他也是属于文学研究所外国文学组的。但他多年被派去做别的工作，以后又借调中国古典文学组，始终未能回外文组工作。他原先打算用英文写一部论外国文学的著作，也始终未能如愿。那些外文笔记，对他来说，该是“没用了”。但是对于学习外国文学的人，对于研究钱钟书著作的人，能是没用吗？
第二是中文笔记。
他开始把中文的读书笔记和日记混在一起。一九五二年知识分子第一次受“思想改造”时，他风闻学生可检查“老先生”的日记。日记属私人私事，不宜和学术性的笔记混在一起。他用小剪子把日记部分剪掉毁了。这部分笔记支离破碎，而且都散乱了，整理很费功夫。他这些笔记，都附带自己的议论，亦常常前后参考、互相引证。以后的笔记他都亲自记下书目，也偶有少许批语。中文笔记和外文笔记的数量，大致不相上下。
第三类是“日札”——钟书的读书心得。
日札想是“思想改造”运动之后开始的。最初的本子上还有涂抹和剪残处，以后他就为日札题上各种名称，如“容安馆日札”、“容安室日札”、“容安斋日札”；署名也多种多样，如“容安馆主”、“容安斋居士”、“槐聚居士”等等；还郑重其事，盖上各式图章。我先还分门别类，后来才明白，这些“馆”、“斋”、“室”等，只是一九五三年“院系调整”后，我家居住的中关园小平房(引用陶渊明《归去来辞》“审容膝之易安”)。以后屡次迁居，在钟书都是“容膝易安”的住所，所以日札的名称一直没改。
日札共二十三册、二千多页，分八百零二则。每一则只有数目，没有篇目。日札基本上是用中文写的，杂有大量外文，有时连着几则都是外文。不论古今中外，从博雅精深的历代经典名著，到通俗的小说院本，以至村谣俚语，他都互相参考引证，融会贯通，而心有所得，但这点“心得”还待写成文章，才能成为他的著作。《管锥编》里，在在都是日札里的心得，经发挥充实而写成的文章。例如：《管锥编·楚辞洪兴祖补注》十八则，共九十五页，而日札里读《楚辞》的笔记一则，只疏疏朗朗记了十六页；《管锥编·周易正义》二十七则，共一百零九页，而日札里读《周易》的笔记，只有一则，不足十二页；《管锥编·毛诗正义》六十则，共一百九十四页，而日札里读《毛诗》的笔记二则，不足十七页。
钟书在《管锥编》的序文中说：“……遂料简其较易理董者，锥指管窥，先成一辑”、“初计此辑尚有《全唐文》等书五种，而多病意懒，不能急就。”读《全唐文》等书的心得，日札里都有。他曾对我说：“我至少还想写一篇《韩愈》、一篇《杜甫》。”这两篇，想是“不易理董者”，再加“多病意懒”，都没有写出来。日札里的心得，没有写成文章的还不少呢。
这大量的中、外文笔记和读书心得，钟书都“没用了”。但是他一生孜孜矻矻积聚的知识，对于研究他学问和研究中外文化的人，总该是一份有用的遗产。我应当尽我所能，为有志读书求知者，把钟书留下的笔记和日札妥为保存。
人物生平
1910年10月20日（公历11月21日），钱钟书出生于江苏无锡的一个教育世家，伯父钱基成，父亲钱基博（子泉），叔父钱基厚（钱孙卿）。
1925年，钱钟书十五岁返家度暑假，乃得知《古文辞类纂》《骈体文钞》《十八家诗钞》 等选本，从此开始系统阅读，是一生治学之始。
1929年，考入清华大学外文系。入校不久就名震校园，不仅因为他数学只考了15分，更主要的是他的国文、英文水平高到让同学拜服的地步，其中英文更是获得满分，于1929年被清华大学外文系录取。
1932年，在清华大学古月堂前结识杨绛。
1933年，与杨绛订婚。清华大学外国语文系毕业后，在上海光华大学（今华东师范大学）任教。
1935年，以第一名成绩（87.95分，为历届中美和中英庚款平均分最高）考取英国庚子赔款公费留学生，赴英国牛津大学艾克赛特学院英文系留学，与杨绛同船赴英。
1937年，以《十七十八世纪英国文学中的中国》一文获牛津大学艾克赛特学院学士学位。之后随妻子杨绛赴法国巴黎大学从事研究。女儿钱瑗出生。
1938年秋，与杨绛乘法国邮船回国。被清华大学破例聘为教授，次年转赴国立蓝田师范学院任英文系主任，并开始了《谈艺录》的写作。
在湘西两年。完成《谈艺录》最初部分，约相当于《谈艺录》初稿的一半。完成《围城》 的布局、构思，有《中书君近诗》一册。有论文《中国诗和中国画》。此文后来收入了《开明书店二十周年纪念文集》《旧文四篇》和《七缀集》。
1941年，由广西乘船到上海，珍珠港事件爆发，被困上海，任教于震旦女子文理学校，其间完成了《谈艺录》《写在人生边上》的写作。散文随笔集《写在人生边上》由开明书店出版，是“开明文学新刊”之一。写作《围城》。其时困顿于上海沦陷区时期的经历和情绪，对《围城》题旨和书名的确定有重要的影响。
1945年，抗战结束后，任上海暨南大学外文系教授兼南京中央图书馆英文馆刊《书林季刊》编辑。在其后的三年中，其短篇小说《人兽鬼》、长篇小说《围城》、诗文评《谈艺录》得以相继出版，在学术界引起巨大反响。
1947年，长篇小说《围城》由上海晨光出版公司出版。
1949年，回到清华任教。
1949—1953年内任清华大学外文系教授，并负责外文研究所事宜。1953年院系调整，清华改为工科大学，文科部分并入北京大学。钱钟书摆脱教务，在文学研究所工作。
1955—1957年，在郑振铎、何其芳、王伯祥等人的支持下，穷两年之力完成了《宋诗选注》，选注了宋代81位诗人的297首作品。
1957年因父病到湖北省亲，有《赴鄂道中》五首绝句，寄寓了对当时形势的感受。此年父亲钱基博病逝。
1958年，《宋诗选注》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列入中国古典文学读本丛书。
五十年代末成立《毛泽东诗词》英译本定稿小组。[9] 袁水拍任组长，乔冠华、钱钟书、叶君健任组员。小组的工作至文化大革命爆发暂时中断。
1966“文化大革命爆发。钱钟书、杨绛均被“揪出”作为“资产阶级学术权威”，经受了冲击。有人写大字报诬陷钱钟书轻蔑领袖著作，所幸钱钟书作为“先遣队”去河南省罗山县的“五七干校”，一度担任过信件收发工作。
1969年11月，钱钟书作为“先遣队”去河南省罗山县的“五七干校”。不久，“五七干校”迁至淮河边上的河南息县东岳。1970年7月，杨绛也来干校。在“五七干校”，钱钟书一度担任过信件收发工作。1970年6月，女婿王德一被逼含冤自杀。
1972年3月，六十二岁的钱钟书返回北京，开始写作《管锥篇》。
1975年，海外误传钱钟书的死讯，在港、台、日本等地引起了一阵悼念活动。此误传于1977年前后被澄清。《管锥编》初稿完成，此后又陆续修改。
1976年，由钱钟书参与翻译的《毛泽东诗词》英译本出版。诗作《老至》寄寓了对形势的感受。
1979年4月至5月，六十九岁的钱钟书参加中国社会科学院代表团赴美国访问。访问了哥伦比亚大学、加利福尼亚大学贝克莱分校等，大受欢迎。《管锥编》 1—4册由中华书局相继出版。《旧文四篇》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此书收有《中国诗和中国画》《读〈拉奥孔〉》《通感》《林纾的翻译》等4 篇文章。《宋诗选注》重印。
1980年11月，赴日本访问。在早稻田大学作《诗可以怨》的演讲，《围城》重印。
1982年，创作的《管锥编增订》出版。
1983年，以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的身份主持中美比较文学双边讨论会，并致开幕词。《人兽鬼》和《写在人生边上》被列入上海抗战时期文学丛书。
1984年，钱钟书的《也是集》由香港广角镜出版社出版。
1985年，《七缀集》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此书包括《旧文四篇》和《也是集》上半部的3篇文章，共7篇文章。
1989年，《钱钟书论学文选》由舒展编成，由广东花城出版社出版。此书包含有钱钟书新补手稿约20余万字的内容。
1990年12月，电视连续剧《围城》在中央电视台播出，获得普遍好评。
1991年，全国18家电视台拍摄《中国当代文化名人》，钱钟书为首批36人之一，但他谢绝拍摄。
1998年12月19日上午7时38分，钱钟书先生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88岁。
